交作業

V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本人參加的本次會議，為比較台灣與新加坡兩個國家，博物館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報告的場次中，有來自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的Can-Seng Ooi教授，亦以比較文化政策的研究取向，以新加坡和丹麥為主，比較兩個國家的文化政策。同一場次的第三位發表人為東京大學的一位研究員（research fellow），以博物館教育為取向，比較的是慕尼黑和日本的博物館發展。但是該報告人因為沒有上傳報告全文，加以英文表達上的問題，無法與提問者有相當的互動。

本人在準備本論文的時候，已經閱讀Can-Seng對於新加坡的諸多研究，瞭解他的研究取向是比較傾向文化研究，或是比較「批判性」的研究取向。他認為丹麥與新加坡的文化政策，都是在「arm’s length」之下，有不同的發展。丹麥的情況是，政府完全不插手，或是給予極小的補助，到了一種令藝術家覺得氣餒的狀態。而新加坡的方式是，因為過去十年多來積極發展藝術，以成為全球城市為目標，因此與藝術圈子（尤其是藝術家）有各種不同互動與補助機制。例如，給予藝術家三年的居住補助（提供三年的住房），期限到的時候藝術家必須離開。目前為止，藝術家鮮少有能因為從事藝術創作因而賺大錢者。但是，本人認為，新加坡的「arm’s length」文化政策，其實是假性的。因為新加坡國家規模這麼小，政府無處不在，整個社會在政府的嚴密監控之下受治理，如何有「arm’s length」，的空間？也就是說，arm’s length強調政府不介入、不干預的精神，事實上新加坡並不適用。或是，用台灣慣用的術語，「arm’s length」是個「各自表述」的概念。

進一步與Can-Seng討論新加坡的狀況後，他指出，拜Richard Florida的creative class中，以gay index作為creative city的指標之賜，新加坡為了積極發展成為全球城市，因此對於同性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用「closes both eyes」）。雖然同性戀在新加坡沒有合法化，但是已經有相當的自由度。本人與Can-Seng詢問新加坡政府對於學術研究的審查制度如何，他很明白地說，有些東西不能寫，在那個環境之下，學術研究者知道什麼東西能碰，什麼東西不能碰。誠然，在新加坡那個高度規範的國家中，有很多紅線不能踩到，熟悉那個環境的人，自然會明白其中的潛規則。

詢問以上問的的原因，是因為本人在準備本次論文的同時，以email去信新加坡文化資訊部（MICA, Ministry fo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申請閱讀新加坡文化部以及早期博物館的檔案，以其瞭解新加坡獨立之初的博物館發展。新加坡文化部在審核了兩個月之後，拒絕了本人的申請。本人實在是不明白，為何對於文化如此單純的事項，不開放外人閱讀。在詢問Can-Seng之後，他表示，新加坡政府正在建構國家的文化論述，不希望有其他的雜音，也不希望有外人插一手。聽了Can-Seng的回答，本人比較釋懷。可惜的是，這樣會影響本人在新加坡的博物館此一主題上的進一步研究。

這是本人第一次參加ICCPR的年會。這個年會是IJCP（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每兩年搭配一處host university共同主辦，而IJCP是Warwick University的Center for Cultural Policy Studies所辦的文化政策期刊，因此ICCPR自然成為Warwick幫老師、學生、校友齊聚的盛會。雖然如此，此會仍請來不少重量級、或是曾經是重量級的的人士如美國的Diana Crane, Vera Zolberg, Kevin Mulcahy, Margaret Wyszomirski, 法國的Pierre-Michel Menger，英國非Warwick幫的Francesco Bianchini, Jim McGuigan, Phillip Schlesinger，以及回到柏林執教的Helmut Anheier。然而，因為西班牙語學界的狀況，本人並不熟悉，似乎又另外成一個圈子，這些和使用英語學界的人士積極互動的人士，多限於和英語系國家。除了對中國，這些人少有對亞洲文化事務關心者，因此基本上沒有和這一塊的學界人士互動的空間。

當然，和中國有關的題目是眾目所矚的議題。非常誠實地說，台灣並沒有國際地位，要以台灣的研究為題目獲得英語系國家學者的「青睞」，大致有兩條路線：首先，走奇、巧的路線—例如說明台灣的狀況如何特殊；其次，以西方的理論架構，展現研究者熟悉西方學術語彙，再以此語彙用在台灣的情況。社會科學類的國際會議雖然納入台灣與會者，恐怕多數的時候是以「邊緣」點綴、平衡主流的情形為多。台灣與會者報告的時候，通常不會有什麼聽眾，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除非這個會議是以亞洲為主，否則要和西方社會科學學界並駕齊驅，台灣基本上沒有空間，或是空間非常有限。

相對地，中國的強盛，任意一個題目，隨意寫來，都會引起西方學者的興趣（例如，去年本人參加的一個討論會，一位年輕的中國學者說到，中國光是以「西遊記」為題的主題樂園，就有500多間—此話一說，每個人都瞠目結舌）。現在的中國，對西方來說，實在是一個太陌生、又太強大的國家。當然，中國的強盛，同時擠壓鄰近國家，在學術圈也是如此。例如來自新加坡的學者，無論是在新加坡、或是不在新加坡執教者，均非常積極研究亞洲事務；他們多數以英語為母語，比多數的台灣學者佔優勢，這也讓他們較具有競爭力的原因之一。南韓的學者，近年在英國等地執教，也多有漸漸興起者。台灣的情形較不樂觀。首先，研究台灣的人非常少，其他學者就算坐在觀眾席上聽台灣的報告，也很難從短短的十五分鐘、二十分鐘的報告，瞭解台灣的情形到底是如何。然而，此種大拜拜式的研討會，就是以曝光為目的，好提高能見度。其他真正深入學術層面探討的，只能再說了。

此外，這次與會的報告有不少是關於歐盟補助的部份：例如歐盟文化之都的指定。簡而言之，就是補助機制不清楚、不透明—為什麼給這個國家、不給那個國家；為什麼給這個類項、不給那個類項。聽了諸多討論之後，不禁有些釋懷：天底下沒有新鮮的事情。文化政策透過資源分配，對於文化活動與文化發展進行干預（—此處，拿掉文化二字亦可適用於其他領域），全世界皆然。

在文化政策的研究上，歐洲顯然領先美國與台灣甚多（此處不將其他國家列入比較討論）。英國在這一塊又特別活躍，除了幾個研究中心，尚有英國整個社會中，政府部門、智庫等在其中的著力。美國基本上沒有文化政策，也就是說，美國的政府、尤其是聯邦政府在文化政策面的角色非常有限，如此的環境，給予學術研究的發展空間因此有限。例如，當美國學者把「歐洲」列為一個單位（unit）處理的時候，即顯得過於天真，自然遭到歐洲各個國家學者在背後撻伐。本人這次聽的數個討論中，發現數位英國學者的討論非常仔細。例如Schlesinger對於學術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政府幕僚、智庫人員等這些多重角色中，發生相互重疊的情形時，其中學術獨立、政策專業、公共事務課責（accountability）的層面，要如何取得平衡（或是沒有辦法產生平衡）的討論。如此深入的討論，本人認為不適用於台灣目前尚屬於非常淺層的發展階段，以及台灣向來政治操作文化、學官不分的基本生態。另外，Bianchini對於歐洲文化之都的討論，他以親身經驗，分類這些文化之都在城市再生的脈絡下，受益（或是不受益）之處。他的討論，超越純粹文化政策層面，納入當地政治、文化的情況，若非置身其中，否則難以成就如此的討論。相較之下，台灣研究文化政策者，要討論歐洲的情形，除非非常明白、且深入討論該國或是相關組織的政治、文化情境，否則充其量也只能做到整理、詮釋現有的研究，不太可能在相同的領域和西方學者平起平坐。這恐怕是件莫可奈何的現實。

本次與會，收穫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