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ral fundamental issues involved
一般而言，文化研究的傳統是研究民間、民生的諸多文化現象、活動。政策並不是文化研究主流所關心的事情；雖然Cunningham, McGuigan, 甚至Bennett都曾經闢文談論在文化研究的領域研究文化政策的方法與可能性。但很清楚的是，政策從政府出發，政府或是國家是當然的主角（--可能還有其他主角）。文化研究如果曾經提到政策，那是用來作為鋪陳的背景（例如Thatcher administration之於Hall）。That is, policies largely exist and remain in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Studies. 不然就是另外一種情形：文化研究討論國家如何透過機構、政策工具、以及其他無形的東西控制人民（這是傅科研究者最擅長的中心思想，容我另外討論。）
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只是關注的面向不同。我的研究整理出：Cunningham提出的論點是，從上往下的政策發展、以及從下往上的文化研究傳統，應該同時顧及。我想這是最理想的狀態，但不是最pragmatic的狀態。從傅科的角度出發，Bennett不同意由上往下或是由下往上的二分法，而是主張所有面向的討論，因為文化是discursive formation（傅科主張所有牽涉權力結構的東西，都屬於discursive formation）。McGuigan跨文化研究和文化政策，比較是文化研究的取向、但是可以跟政策對上話。還有在Leicester一地教書的Gray（不是那個博物館研究的學校），他則幾乎只做英國文化政策，做得很詳細。
基本上，從文化研究基本教義派的角度來探究文化政策、或是博物館相關的文化政策有個危險，就是落入「市場機制是惡的、新自由主義是惡的、政府刪文化預算是惡的、資本家是惡的、博物館收門票是惡的（甚至是違反基本人權的）、政府和資本家是市場機制下犧牲大眾的共謀者」的意識型態中。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跨領域的對話很難開啟、更不要說會有進展。但是，我要說的是，這樣的聲音會永遠存在，存放那個聲音天線、發射台的山頭會永遠存在。當開武林大會的時候，那個山頭的掌門人就會出現（我這輩子沒有看過一本完整的武俠小說，要怎麼措辭，請看官再告訴我）。
文化研究很廣、很難定義，但我知道它關心的是民間與民生，很多是從批判主流勢力出發（不管這個主流勢力放誰來當主詞）。那文化政策研究不是這樣，文化政策研究是去瞭解政府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那樣。但是，文化政策研究絕不是把文化創意產業第一項到第十三項的定義寫出來、然後google各個國家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白皮書，再把各個國家的第一項到第十三項或是第十四項寫出來交差了事；或是交差了事之外，湊成一本書賣給準備各種國家考試的焦慮考生（我曾經當過焦慮的考生）。那樣的話，就是一個笑話：不止會讓文化研究基本教義派人士看笑話、也會讓認真研究社會科學的人看笑話。
如果世界是完美的，那麼就是同時把政府和社會（government and society）都寫進去。當我這樣寫的時候，綁白頭巾的傅科學者就會生氣地說，這種二分法是不對的（the state-society binary is wrong），因為兩者隨時隨地都在互動，and new dynamic always emerges and thus there is no such divide. 如果有些文化研究的人仍是這樣認為的，那麼對話就更加困難了。
講個實際的情形：在西方分工很細的狀況下，誰做文化研究、誰研究文化政策、誰在公部門實際當policy makers多有清楚的分工。台灣因為規模本來就比較小(with limited capacity)，要有這樣的分工很難，變成很多角色都攪在一起。This is fusion (or confusion?) of identities/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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