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氏的 Distinction 放在台灣博物館的問題與修正
這是我博士論文的提出論點之一，在此與大家分享。
總的來說 ，布氏的在博物館以及藝術上的研究是放在歐洲的社會架構裡面，包括他那本Distinction 、以及他和Darbel的實證研究 The Love of Art一書。他的立論在於，博物館是某個社會階層累積文化資本、區隔次等的社會階層、讓自己與眾不同的場域（field），且博物館和高尚藝術(high art: 泛指opera, ballet, museums, classic music)仍是屬於所得或是社會階級比較高的人從事的活動與場所。放在博物館的脈絡來說，如果我們考究博物館的各種起源，它的確是跟皇室、貴族、教會、商賈或是知識菁英緊緊地連在一起，這樣的起源 (或說譜系genealogy) 都是跟握有各式各樣的權力者有關係 ，離平民老百姓是很遠的（註：這樣的說法是有少數例外，博物館的發展史上，是有非常民主的那一小小分支，必須在此特別說明。）。因此，當國家為了宣揚國威、或是教化人民，因此鼓勵 (或說勸誘、規訓)人民、要所有國民去博物館的時候，這件事情根根本本是個矛盾：這是把一個根本上屬於菁英的場所（--從collection 說、它的物件由菁英所收集，從ownership上說、它的所有者是菁英，而且它所在的場所、要開放給誰看也是由菁英決定），變成要老百姓去的地方。這樣的目標是很難達成的，或說，這樣的目標是很難在短期內自然而然地達成的。
以一個既定的立場出發、布氏並沒有討論，二十世紀最後的這個二十年，博物館在歐洲、特別是西歐的轉變，基本上是個「文化民主化」（cultural democratization）、或是「博物館民主化」的過程（如果從某些角度來看，恐怕也有點像是博物館商業化的過程，這個另外討論）。這個民主化的目標，不是政策宣示、政府鼓勵之後，隔夜就會發生顯著的效果。這個目標不會立即改變博物館觀眾的社經背景組成，可是我們要看的是，某地、長期的改變。我不會驚訝，布氏和Darbel的研究結果，以及二十一世紀諸多研究的結果，仍然是支持大多數博物館是菁英文化場所的說法。
可是以上的脈絡與討論放在台灣需要修正。
首先是博物館在台灣的起源跟歐洲不同，它的淵源跟貴族、教會、商賈、航海家等離得很遠。台灣的博物館是日本殖民政府模仿西方經驗（例如總督府博物館）、乃至調整西方經驗（例如商品陳列館、或是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之後成立的諸多地方博物館、或說鄉土館）的結果之一。它們是殖民政府有計畫、有系統地收藏、發展的結果（雖然馬階博士以及數個西洋人在日治時期之前有私人收藏，但是我還沒有看到史料研究指出殖民政府接收了這些收藏、納入博物館中--至少馬偕博士的收藏不是如此。關於日治之前的私人收藏，中原大學有一個關於文化遺產保存的碩士論文翻譯了大量材料），和博物館在歐洲的起源不同。台灣的博物館除了展現日本的西化成果、宣揚帝國，是殖民政府一系列的社會教育機構之一、也就是教化百姓的工具。日治時期台灣受教育的民眾不多，在這樣的情形下，對於殖民政府的治理而言，包括博物館在內的社會教育機構是補充學校教育的重要網路之一。另外的發展是殖民政府把小型的博物館放入較多物產陳列的功能、以利貿易與宣揚國力（諸如展售日本國內、或是其他殖民地的物品）。這兩個脈絡，都跟歐洲博物館發展史、強調博物館是權力菁英面向的背景相距甚遠。要從這個脈絡主張，博物館在台灣是中上社會階層累積文化資本（布氏所說）的地方，至少我覺得放在超級大展發展到不可收拾之前的台灣，是行不通的。
日治以後國民黨、民進黨政府在博物館的操作：基本上，在跟文化相關的博物館中，博物館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是非常清楚直接、不遮掩的。我不是說跟文化有關的每一檔博物館展覽，都寫著反攻大陸、統一中國、或是台獨的標語，但是很清楚，一換黨，就先換故宮博物院（以及其他代表重要政治風向的機構如國史館）院長，然後博物館發展路線完全隨黨的路線改。政治獨立於文化之外？在台灣博物館的發展上，從來沒有這回事！
我們再把時間推早一點、到冷戰的時期，基本上台北故宮博物院是美援的項目之一，說細一點，是美援開發台灣觀光事業的項目之一（就像是圓山大飯店、還有台灣數個風景區的開發）。這個目的是要把台灣當成「自由中國」、跟共產黨那邊的中國對立。細節我不在此多述，再講下去，有點像是白髮宮女說前朝的事情。那個時期，博物館是政治宣傳工具、也維持者社會教育的功能。會有那個政府大辣辣的承認自己的博物館是政治宣傳的工具（北韓會嗎？）？政府當然是透過各種管道--特別是各級學校的教育管道--普及博物館活動，達到政治宣傳的目的。
因此，在商業活動進入博物館之前，台灣的博物館是跟社會教育、政治宣傳連在一起的，和西方傳統中，博物館是屬於某些社會階層、學術菁英去的地方不一樣。充其量只能說，那些博物館是那些掌握政權的人（可以說政治菁英嗎？待議..）利用的場所。回到本文之初，這樣的脈絡，完全不符合布氏所謂博物館是某個社會階層累積文化資本場域、以區隔自己和較次等的社會階層的說法。
商業活動進入博物館之後，那還要看博物館因此轉變到什麼樣的地步，來判斷某些社會階層透過博物館累積文化資本的情形。如果政府放任博物館採取高門票的訂價，不針對公平性、對付不起門票的人進行補貼（或是鼓勵私人、第三部門捐助門票給弱勢團體參觀，有很多操作方法），那麼博物館就真的會有變成某些社會階層展現自己與眾不同的場所。如果博物館只注重增加六星級的餐廳、高檔賣店，而撤掉平價的餐飲等（這是台灣博物館片面追隨西方博物館經營的一大謬誤），那麼博物館就真的會變成有錢人才消費得起的地方：博物館讓有錢人用經濟資本換取文化資本。那麼，布氏的文化資本、他的與眾不同說，就確確實實地合適台灣的博物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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